第二，围绕亚投行的建设和运行，从制度上保证了我国在国际金融领域话语权的提升。
该模式预设一种构成法律论证之出发点的初显性法源层级存在——即，必须-法源（must-sources，德文：强令性法源[die befohlene Quellen]），应当-法源（should-sources，德文：建议性法源[die empfohlene Quellen]）和可以-法源(may-sources，德文：许可性法源[die erlaubte Quellen]），其中，必须-法源优先于应当-法源，应当-法源优先于可以-法源。相当于法律外部转化，带有两方面：等于范畴转化。
在这种情形下，未来的不确定性造成了道德和法律上相关因素权衡的不确定性。这两个步骤涉及两种转化：第一步涉及法律内部转化（Die Transformation innerhalb des Rechts），第二步涉及法律外部转化（Die Transformation in das Recht）。在他看来，法律意识形态是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和生活形式的特殊部分，是旨在将法律人所从事、遵循的碎片化的实践和规范形成一个融贯整体的理论结构。这意味着法学研究者应当以最理性的方式重新加工法律（re-work the law in the most rational manner），因为只有遵循理性的要求，法律推理才能够达到和谐、正义，也只有按照这种方式，它才能促进社会稳定,后者乃进步和经济增长之必要条件。基础规范是一个转化规则，它调整着法律外部转化（范畴转化）的一个方面，其要么被确立，要么被建构出来，理由可以是事实性的，也可以是评价性的，其中存在一个从实然（Sein）和非法律的应然（nicht-rechtlies Sollen）到法律的应然（rechtlies Sollen）（证明法律有效性之根据）的跳跃（转化）。
最后，我们需要从技术上（技术的证成）指出，人类通过上述意义的理性运用，能够继续生存，并且能够常常达到人类之间的有效理解、将暴力将至最低限度等等从其他理由（比如道德理由）看颇有价值的目标。从规范主义法学的角度看，可接受性是具有论证规范性意义的证成标准，而不是一种事实证据标准：在这里，佩策尼克把作为说服理想的普泛听众之规范性判准的可接受性概念误用作了实际的、具有特定情境条件的对话中的听众[特定听众]之接受效果事实），以此批判具有规范主义法学品质的德沃金之唯一正确的答案（唯一正解）学说。[54]如前所述，在维氏的早期思想里，认知对象的活动以及意义的产生都是在语言活动这一场域中进行的，语言既是存在之家，也是意义之家，因而意义世界就是通过语言表达和对意义的理解建立起来的。
他指出我们描述事实所得到的图像就是思想，而在思想中被把握的意义所关乎的就是事实的存在与否。进入专题： 凯尔森 基础规范 。[22] 上述批评在不同程度上都指出了凯尔森的理论所存在的不足，同时也提示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即如何将规范效力从认知的个人视角中解放出来。所以，维特根斯坦在谈到语言时着重论述了语言对于我们把握现实的作用。
若某人想要参与法律规范的创设或实践，那么他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预设了基础规范或者某种类似于基础规范的东西。这套法则是我们的相关行为预设的，在我们的相关的实践中被显示出来。
在笔者看来，早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为完成上述工作提供了绝佳的进路。[26] Gottlob Frege, Sense and Reference,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 57, Issue 3, 1948, p. 211. [27] 王路：《弗雷格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33页。[6]举个例子，某人被告知在吃饭时要让长辈先就坐，那么该人之所以认为要这么做或其他人认为该人要这么做，并非基于个人主观之好恶或任何情感、心理状态，而是在于理解到应当尊重长辈是一客观为真的命题。在《意义与意谓》一文中，弗雷格将名称、词组和文字等都归类为符号，而符号既有意义，也有意谓。
[20]布莱恩#8226;比克斯也指出，凯尔森的理论仅仅是关乎那些把法律视为规范的人的观点，允许其他人不从规范性的角度来理解相关行为或主张。借助康德－维特根斯坦模型，凯尔森的基础规范可以被理解为是被有意义的法律语句所预设的一种先验的普遍规范结构。[54] See A. W. Moore, Was the Author of the Tractatus a Transcendental Idealist, in Wittgensteins Tractatus: History Interpretation, Peter Sullivan Michael Potter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245. [55] 黄敏：《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文本疏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72页。[40] 参见韩林合：《逻辑哲学论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7页。
首先，需要理清的是实在、事实和事态。[3]因此，无论是要透彻地理解凯尔森的思想，抑或是对其进行恰当的重构，都应围绕此一主线来展开。
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康德所强调的认知的先验结构通过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彻底转变为了语言的先验结构。然而，这种思路的缺陷在于表象与事物之间本来就没有完全的一致性，因此这套理论在确定真的时候总是会陷入到需要不断确定所涉及表象的真的循环中。
另一方面，这也指出了在我们的认知活动中，特定行为对应了一个特定的命题，该命题所指向的规范性事实确保了规范是一种客观意义。因此，我们在进一步理解句子所表达的思想时，总要询问句子的意谓，亦即该句子所表述的内容的真假。这种通过命题对事实的描述而被转置进入到逻辑空间所形成的意义世界，被维特根斯坦视为是一种事实的逻辑图像。[3] [奥]彼得•科勒：《20世纪法律实证主义的里程碑：凯尔森之纯粹法学与哈特之法的概念》，载张龑编译：《法治国作为中道—汉斯•凯尔森法哲学与公法学论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72页。任何可能的语言都是受一套逻辑句法构成的复杂体系规制的。在康德看来，为了将哲学从休谟怀疑论的手上拯救出来，他需要阐明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
在我们的语言活动中，命题是表达思想的方式，因此也承载了意义。这些名称的组合可能性映示（mirror）对象的组合可能性，亦即这些对象的意义以及描述事态的命题结构[48] 上述这种深藏于我们认知实践和语言活动中的，作为感知和语言边界的逻辑句法贯穿了维特根斯坦的早期思想。
预设指的是我们所有的包含如应该和应当等规范语词的言说，都是由一套规范结构规制和建构的，否则我们就不可能进行相关活动。但是，这套法则自身是不能被直接定义或言说，因为它们构成了我们有意义言说的全体。
[52]同时，只有从一般逻辑转变为先验逻辑，亦即赋予形式逻辑的判断形式以有关对象知识的意义，[53]范畴才能被运用到我们的判断形式中，认知才得以可能。[37] See Ray Monk: How to Read Wittgenstein, W. W. Norton Publishing 2005, p. 35. [38] 德语原文是Die Welt ist alles, was der Fall ist。
申言之，规范作为意义，它虽然与个人对具体行为的理解有关系，但它却并不存在于个人的认知活动中，也不等同于任何个人的具体认识和观点。另一方面，它与康德的认知论哲学关系密切，对前者的把握离不开对后者的理解。[48] G. P. Baker P. M. S. Hacker, Wittgenstein-Rules, Grammar and Necessity, Wiley Blackwell 2014, p. 41. [49] See ibid, pp. 43-4 [50] ［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贺绍甲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5页。从上述七个论断可以看出，维特根斯坦意图在《逻辑哲学论》中完成的任务主要是为意义世界立法，为意义世界和物质世界划定边界。
假若明确了基础规范是法治国之中的人们理解自我乃至于相互理解的根本法则，那么法律效力则必然要被普遍承认，否则法律言说将会失去意义。[18] 如前所述，从康德哲学的角度来看，从事实转换到意义的关键在于认知活动中所包含的判断以及经由判断所引入的范畴。
例如，维特根斯坦常用sinnlos指瞎扯或胡说八道。该问题亦是本文余下部分欲集中回答的问题。
[4] [奥]汉斯•凯尔森：《纯粹法理论》，张书友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7－38页。而完成这一任务的关键就在于阐明语言的深层逻辑结构，以便发现表达和有意义言说的边界。
因此，凯尔森的主要思想能通过康德－早期维特根斯坦的视角予以阐明和发展。因为意义是向所有人公开的，且并不随着个别语言使用者的具体行为而改变。因此，不管某人是否相信规范的效力或在实践上是否服从规范，只要他仍希望在法治文明的状态下参与对话或仍希望其主张获得合法性承认，那么他都不能否认或质疑基础规范的存在。诚如鲍尔森所言，凯尔森关于法律规范性的论证在法律视角之外缺乏说服力，也无法有力地排除其他替代性的论证方案，致使其整个理论的根基受到动摇。
基于这种授权关系和效力链条，规范之间构成了一个层级结构，而这种效力的链条可以一直追溯到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在纯粹法理论中，凯尔森试图在哲学基本范畴的层面上为法律的规范性奠定基础。
[62] 参见王路：《弗雷格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54－155页。第二个预设是掌握上述深层理性涉及到对表达式真正意义的领悟，即对事物本质的深层领悟也就是对思考事物本质的理性模式的深层领悟。
[5]可见，在纯粹法理论中，法的实证性和纯粹性全系于基础规范之成立与否，基础规范一头连接着规范体系，另一头连接着事实领域，来自于后者的内容经过基础规范进入到前者中成为规范体系的一部分。故维特根斯坦在解释自己这方面的思想时说： 如果从一开始我们就使用一个描述系统，这一系统不可能把两个不同的坐标值归于实在，那么，我们甚至可以只运用这些句法就可以了 每一个命题都是命题系统的一部分，这一命题系统像标尺一样面对实在（逻辑空间）[45] 质言之，我们对实然世界的把握是通过语言尤其是命题这种形式进行的，因此整个实然世界也就是一个在逻辑空间中被规定的意义世界。
